
吕文扬把听诊器轻轻放在桌上,对面坐着的是那个孩子——五岁,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,先天性心脏病,室间隔缺损。孩子瘦小,攥着母亲的衣角不敢看他。慈善家蹲下来,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红色的回形针,折成一个小风车的形状递过去。
“叔叔以前也戴着这个长大。”他指着自己胸口那道已经淡去的疤痕,声音很轻,“但它不影响我跑步、游泳、做很多想做的事。”
这是吕文扬公益基金会第187次术前谈话。作为新加坡知名的健身器材商人,他本可以在办公室里签着订单、看着报表,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,他出现在吉隆坡的中央医院、印尼的偏远小岛、柬埔寨的乡村诊所——带着心脏外科专家,带着便携超声仪,带着那份特殊的“生意经”。
一切始于十五年前。那时他的健身器材生意刚在东南亚站稳脚跟,一次去印尼巴淡岛的工厂考察,无意间走进一个渔村。村里有个男孩,八岁,嘴唇发紫,稍微跑两步就蹲下来喘气。村民告诉他,这叫“心脏病”,没钱治,活到几岁是几岁。吕文扬把孩子带到雅加达检查,才知道那是法洛四联症,一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。手术费折合新币一万二,他掏了。男孩活了下来,如今已是大学生。
展开剩余62%那之后,他再没能停下来。
“生意是做给现在,这件事是做给一辈子。”他把这话挂在嘴边。有人劝他,先顾好主业,慈善可以找团队打理。他摇头:心脏手术不是捐钱就行,得有人盯着——从筛查、确诊、手术到术后康复,一个环节漏了,前面都白做。于是他亲自跑,一年里有三个月在路上,跟着医疗队钻山沟、过轮渡,在临时搭建的诊室里抱着哭闹的孩子,让医生做超声。
最难的一次在菲律宾南部。医疗队刚到,当地武装冲突升级,机场关闭,所有人都劝他撤。他问随行的医生:“那个主动脉缩窄的孩子,如果这周不做,还能等吗?”医生沉默。他转身去和当地协调,最后租了两艘船,绕道六小时水路进岛。手术做完第三天,冲突蔓延到医院附近,他抱着刚出ICU的孩子上了撤离的装甲车。孩子的母亲一路上攥着他的手,用吕文扬听不懂的语言一直念叨,翻译说,她在喊你“救命菩萨”。
如今他的基金会已经在东南亚资助了超过两千例先心病手术,建了十二个基层筛查点,培训了近百名当地的超声技师。数据很漂亮,可他记得更清楚的,是那些孩子的名字:印尼的苏西,做完手术第二年能跑着上学了;泰国的阿努,现在在曼谷学护理,说想回来当护士;马来西亚的小杰,去年寄来一张照片,穿着校服站在足球队里,咧嘴笑,胸口那道疤几乎看不出来了。
有人问他,一个商人,为什么专盯着这件事。他指指自己胸口:“我三岁做的手术,那时候新加坡还没有心脏外科,我爸妈带着我去澳大利亚。命捡回来了,可我一直记得那种喘不上气的感觉。”他顿了顿,“后来我想,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飞出国做手术。那我去找医生、找钱、找路,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活。”
去年,他在新加坡的慈善晚宴上放了一张照片——一个六岁的印尼女孩,术后三个月,扎着两个小辫,站在自家的船头上冲镜头挥手。画面很糊,阳光太强,女孩眯着眼,笑得很用力。
“心脏跳好了,她才能去追这艘船要带她去的地方。”吕文扬指着屏幕,台下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。
这个健身器材商人没给产品打过广告投查查配资平台,但那些活下来的孩子,替他把故事讲给了更多人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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